刚刚看了《南方周末》的一篇《国家是国家，祖国是祖国 朋霍费尔与马丁•路德•金》，感觉挺有意思的。朋霍费尔是属于1930年代的人，跟希特勒政权有着单枪匹马斗争的经历，后来搞地下地下组织被逮捕枪毙。马丁路德金更加家喻户晓，他的梦想演讲陶醉过多少人，与朋霍费尔不同的是，他的运动受到最高权力的赏识而遭到地区势力的威吓，后来在通往胜利的小路上被射杀。
由此牵涉出国家与祖国的问题来：国家是国家，祖国是祖国！政权是国家，而非祖国。当权者政治理念是国家，而传统风俗和文化是祖国。在这方面，朋霍费尔就是区分的很清楚，当全德国人都沉浸在希特勒掀起的狂热情绪中时，他公开与法西斯政权叫板，当全德国人都为希特勒的军事胜利欢呼时，他搞地下抵抗组织，试图用宗教来有效反对希特勒。而且，最强悍的是他居然不离开德国，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希特勒的眼皮子底下做。这样的人当然爱祖国，但是他的做法的确说明了他痛恨当时的国家。
但是这篇文章，让我感到有意思的不是关于祖国与国家的概念之分，而是：个人能否与社会群体做斗争，尤其是在群体观念和力量顽固、强大到碾死个人就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的时候。马丁路德金虽然死了，但无疑是最成功的一个，用自己的螳臂硬是让一辆大车掉转方向。至于朋霍费尔，当然不是他个人的失败，但的确是一个悲剧，悲剧之处就在于，他的努力和伟大都是在历史更换之后才被尊重和保存起来的，在当时，他只是一个应该被唾骂的异端。
其实，要论起来“螳臂当车”的最典型人物，也是最不可思议的人物，当属中国的一名普通农民。这个农民是我老乡，家住山东高密县东北乡，叫做蓝脸。相信读过《生死疲劳》的人都知道他的事迹。
1954年他们乡成立第一家农业合作社，他牵着自己的驴公然离开会场。单干户的身份他一直坚持到人民公社的结束。期间，因为单干，遭到无数的怀疑、白眼、谩骂和威胁，妻儿一直生活在忐忑之中。儿子长大，成为优秀的红卫兵，差点与自己拼命。后来，为了保护自己的妻儿，蓝脸让家人入社，自己和小儿子继续坚持单干。
但蓝脸无疑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勇敢的一个人，每天勤劳耕作在自己的自留地里，他的世界里没有集体食堂，没有灼热的饥饿，也不用为了某些口号和号召累死累活。人民公社的人民都在私下里羡慕他，表面上极其的鄙视和痛恨。说不定那时候都是那样，人民（当然，这儿指的是农民）假装爱公社，国家假装爱人民。我听过一个老人说过，那个年代（大跃进）比解放前惨多了。
一个群体狂热的年代，真正的主人就是那一群乌合之众。勒庞在《乌合之众》里面有这样的意思，就是千万不要和乌合之众讲理。在乌合之众占据话语权的时候，他们不会做调查、分析、推断和总结之类的工作，他们更喜欢来点感性的。所以，蓝脸的确很幸运，没有被口号枪毙，没有被语录判刑。因为那个年代都是这样子办事的。所以几亿农民就出了一个蓝脸单干户。
说到这儿，可能大家都觉得这个蓝脸单干户很宝贵，很珍稀，而且很不可思议。我们当然相信德国有个朋霍费尔，美国有个马丁路德金，但我们不怎么相信中国有个蓝脸单干户。毕竟，这件事在我们这儿不大靠谱，不大和谐。
还好，蓝脸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。这下我们就都放心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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